《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阅读笔记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 〔以〕尤瓦尔·赫拉利

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genus)。例如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虽然是不同物种,但都是“豹属”(Panthera)。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两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词则是种名。例如狮子就称为“Panthera leo”,指的是豹属(Panthera)的狮种(leo)。而只要没有意外,每一位在读这本书的应该都是一个“Homo sapiens”:人属(Homo,指“人”)的人种(sapiens,指“明智”)。

对智人来说,大脑只占身体总重约2%~3%,但在身体休息而不活动时,大脑的能量消耗却占了25%。

而且别忘了婴儿的头还越来越大。于是,分娩死亡成了女性的一大风险。而如果早点儿生产,婴儿的大脑和头部都还比较小,也比较柔软,这位母亲就更有机会渡过难关,未来也可能再生下更多孩子。于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又译“天择”或“自然淘汰”)就让生产开始提前。与其他动物相较,人类可说都是早产儿,许多重要器官的发育都还不够完善。看看小马,出生没多久就能开始小跑步;小猫出生不过几周,也能离开母亲自行觅食。相较之下,人类的婴儿只能说没用得很,许多年都得当个啃老族来被抚养、保护和教育

早期石器最常见的一种用途,就是把骨头敲开,人类才能吃到里面的骨髓。

科学家也同意,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然而,等到大约7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第二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虽然一群蚂蚁和蜜蜂也会合作,但方式死板,而且其实只限近亲。

像是两个天主教信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当然,他们也相信付的律师费确实存在。)

“有限公司”的英文称为“corporation”,这点颇为讽刺,因为这个字的语源是“corpus”(拉丁文的“身体”),而这正是有限公司所没有的。虽然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实体,但在法律上我们却将它称为“法人”,好像它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一般。

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这样的采集经济,能让大多数人都过着比在农业或工业社会中更有趣的生活。像是现在,如果在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大约7点就得出门,走过饱受污染的街道,进到工厂用同一种方式不停操作同一台机器,时间长达10小时,叫人心灵整个麻木。等到晚上7点回家,还得再洗碗、洗衣服。而在3万年前,如果是个采集者,可能是在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但等到中午过后,他们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来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当然,有时候是会碰上老虎或蛇没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他们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业污染。

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大事一件,重要性不亚于哥伦布抵达美洲或是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统,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能够从亚非大陆抵达澳大利亚。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类先驱究竟在这片新世界做了什么。狩猎采集者首次登上澳大利亚海滩的那一刻,就正式在这片大陆登上食物链顶端,也从此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生物物种。

而双门齿兽可是史上体形最大的有袋动物,所以它第一次看到这只长相弱不禁风的猿类,大概只会瞟上一眼,就继续回去嚼树叶了。对这些动物来说,需要靠演化才能学会惧怕人类,但时间根本不够,它们转眼便已灭绝。

北极的土地到处都是大型而肥美的动物,如驯鹿和长毛象。每只长毛象都能提供大量的鲜肉(而且因为当地温度低,甚至可以将鲜肉冰冻留待日后食用)、美味的脂肪、温暖的毛皮,还有宝贵的象牙

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种植小麦,每单位土地就能提供更多食物,于是智人的数量也呈指数成长。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人类还靠采集和狩猎维生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杰里科(Jericho)绿洲一带,大概可以养活一个有百名成员的采集部落,而且人们相对健康、营养充足。到了大约公元前8500年,野生植物的荒野成了片片麦田,这片绿洲这时养活了约有千人的农村,但人口密度也因此增大,而且成员染病及营养不良的情形要比过去严重太多。

人类就像许多哺乳动物一样,自然有荷尔蒙和遗传机制来控制生育数。营养充足的时候,女性比较早进入青春期,成功怀孕的概率也比较高。而在土地贫瘠、营养不足的时候,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来得晚,生育能力也下降。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万年前,全球只有在亚非大陆的几个特定地点有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总数大约几百万只,但现在全球有大约10亿只绵羊、10亿只猪、超过10亿只牛,更有超过250亿只鸡,而且是遍布全球各地。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得以急遽增加,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想回到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就只有崩溃一途。

这场革命意义深远,除了影响建筑,更影响了心理。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

从农业开始发展到现在,人类的家园得面对勤劳的蚂蚁、鬼鬼祟祟的蟑螂、冒险犯难的蜘蛛还有误入歧途的甲虫,于是数十亿人口也就武装起来,用树枝、苍蝇拍、鞋子和杀虫剂,迎向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

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这位远古社会学家不可能想到,靠着虚构的故事还能让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每天合作。
但事实就是如此出乎意料。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

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

现在最有名的巴比伦国王就是汉谟拉比,而他有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以他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汇集各种律法和判例,希望将汉谟拉比塑造为一个正义国王的榜样,作为更一致的法律体系基础,并且教育后世子孙何为正义,正义的国王又该如何行事。

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了。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

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每个人身上带的基因码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从出生以后就接受着不同的环境影响,发展出不同的特质,导致不同的生存概率。“生而平等”其实该是“演化各有不同”。

因此,我们来看看美国《独立宣言》改用生物学、科学的角度来写该是如何: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演化各有不同,出生就有某些可变的特性,其中包括生命和追求快感。
上面这段推论过程,如果是平等权和人权的激进分子看到可能会大发雷霆,大声驳斥:“我们知道人在生物学上不相等!但是如果大家都相信人人在本质上平等,就能创造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这点我完全赞成,但这正是我所说“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

讲到“神”的概念,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

自然界的秩序是稳定不变的,就算人类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重力,重力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但相反的是,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

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关于那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如果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想象的秩序,他们又为什么要推动这种秩序呢?常有人说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是贪婪而已。但这种说法有问题。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像是犬儒学派),就很难是个贪婪的人,毕竟客观来说,只是单纯要满足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

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

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

然而,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就没有个人主义这一套。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社会阶级、由他人的看法所决定。在这种情形下,“被别人嘲笑”就成了莫大的侮辱。

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也因此,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旅游。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着浪漫的消费主义。

原因就在于: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

如果某一天,执行长自己不相信标致汽车存在了,他很快就会被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还会有人来他的位子接班。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现代的西方教育对种族阶级制度嗤之以鼻,如果现在有法律禁止黑人住在白人小区、进入白人学校就读或到白人医院就医,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但如果说的是贫富阶级,有钱人住在独立、豪华的住宅区,就读专为有钱人提供的私立名校,能进到专为有钱人提供的高档医疗机构,这一点对于许多美国和欧洲人来说,却似乎再天经地义不过。

一次又一次,人类要让社会有秩序的方法,就是会将成员分成各种想象出来的阶级,像是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白人和黑人;贵族和平民;婆罗门和首陀罗;又或是富人和穷人。所有这些阶级,就是要让某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高人一等,从而规范了数百万人的关系。

阶级有其重要功能。有了阶级之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对方。

所以,如果想排挤某一类的人,像是女性、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黑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宣布:这些人有病,会造成污染。

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像这样的矛盾,本来就是每个人类文化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

正因为“信任”这件事如此关键,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与政治、社会和意识体系如此紧密相连,为什么金融危机往往是由政治发展引发,以及为什么光是股票交易商某个早上的感觉就能影响股市的涨跌。

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他们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的“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正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

因应这种需求,多神教(polytheistic)信仰便应运而生。(polytheistic为希腊文,poly=多,theos=神)这些宗教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控制,有的掌管生育,有的掌管雨水,有的掌管战争。人类向这些神灵祈祷,而神灵得到奉献和牺牲之后,就可能赐予人类健康、雨水和胜利。

二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深具魅力的世界观,原因就在于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苦苦无法解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真的是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又怎么会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这让一神论者伤透了脑筋。

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也可能发生不幸,正是因为掌理世界的不是某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的神。世界上仍然有个不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源自它。

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而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是个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时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获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 […]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

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humanity),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相同。就像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于“神”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真正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人性”有不同的定义。相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

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然而,即使英美苏三国联军步步进逼,德国还是不断顽强抵抗。之所以德国军民还是能够维持一线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科学家即将能够推出如同奇迹般的新武器,像是V2火箭和喷气式飞机,力挽狂澜。

古罗马军队是个特别好的例子。这是当时最强的军队,但就科技上来说,古罗马并不比迦太基、马其顿或塞琉西帝国占有优势。古罗马军队的优点在于有效率的组织、铁一般的纪律,以及庞大的后备力量。

这个主题也出现在现存最古老的神话里: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神话。这则神话的主角是乌鲁克(Uruk)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他英勇善战,无人能敌。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恩基杜(Enkidu)过世,他坐在遗体旁陪着他许多天,直到看到朋友的鼻孔里掉出了一只蛆来。那一刻,吉尔伽美什感到极度惊恐,下定决心设法战胜死亡。他接着踏上旅程前往世界的尽头,途中击败狮子、与蝎人作战,还得找到方法进到阴间。到了阴间,他打碎了几个岩石巨人,遇见阴间的摆渡人乌夏纳比(Urshanabi),最后找到了经历巴比伦大洪水仍幸存的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然而,最后吉尔伽美什的努力仍告失败,空手而归。 […]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出资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塔希提岛。然而,既然这趟航程如此昂贵,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观测,岂不是太过浪费?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还有八位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队长则是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在这个远征队里还有几位画家,专门负责绘制途中必然会遇到的新土地、植物、动物和人类。船队配备了班克斯和英国皇家学会所能买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船长则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不仅是老练的水手,更是声名卓著的地理和人种学家。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未采信林德的实验结果,但库克船长信了。他决心证明这位医生是对的。于是,库克的船队带着大量的酸菜,并且每次只要登陆,就下令水手必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在库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没有任何一个因为坏血病而丧命。接下来的10年里,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改采用库克船长提倡的海上饮食,拯救了无数的水手和乘客的生命。

在库克远征之前不久,不列颠群岛和西欧还不过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废的偏远后院,人们从没听说过它们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现代唯一上得了台面的古罗马帝国,财富也多半是来自北非、巴尔干和中东的行省。

欧洲原本就像是处在世界的一个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到让人手指僵硬,他们究竟是怎么一跃而出、征服世界的?常常有人认为最大的功臣就是欧洲的科学家。确实,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科技。所有强盛的现代晚期帝国都积极发展科学研究,希望能够取得科技上的创新,而许多科学家也就投入大半时间,为帝国主人研发各种武器、医药和机器设备

为什么这种军——工——学复合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为什么这种军——工——学复合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

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靠着不到5000人的英国官员、大约4万到7万个英国士兵,可能再加上大约10万个英国商人、帮佣、妻小等等,英国就征服并统治了全印度大约3亿人口。

根据目前的美国银行法,这种作业还可以再重复7次。所以,就算银行的保险库从头到尾就只有100万美元,但这位承包商的户头最后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银行每次真正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九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钞票。

过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用的概念,又或是知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概念,而在于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并不愿意延展信用。毕竟当时的概念,总觉得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顶多就是维持现况,而且可能更糟。

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

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
资本主义之名正是由此而来。所谓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认为“资本”(capital)与“财富”(wealth)有所不同。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而财富指的则是那些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

某个海盗劫掠了一条西班牙运宝船,把一整箱闪闪发光的金币埋到加勒比海的某座小岛上,他也不是个资本主义者。但如果是某个辛勤工作的工厂工人,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去投资股票,他就算是个资本主义者。

现在它还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该如何教育孩子,甚至该如何思考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因为不论是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长,所以可说经济成长就是至善(或至少十分接近)。

然而,人类的经济在整个现代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成长。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现,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埋单的是科学家。

这些人主要靠着税收和掠夺(两者的差异其实很细微)取得资金,很少需要用到信贷,更不用提是否关心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于是,由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的银行家和商人所建立的帝国,就这样打败了由穿金戴银、配备闪亮盔甲的国王和贵族建立的帝国。这些商业型的帝国,取得资金进行征服的效率就是高出一截。毕竟,没人喜欢缴税,但人人都乐于投资。

相较之下,独裁国家不愿保障个人和其财产,于是资本也就一点一滴离开,流向那些愿意遵守法制、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

最著名的荷兰股份制公司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在1602年得到特许而成立,当时荷兰才刚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甚至就在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地方,还能听到西班牙大炮的声响。东印度公司通过出售股票取得建船的资金,再派船前往亚洲,

当时西印度公司曾在殖民地筑起一道墙,用来抵御英国人和美国原住民,这道墙的位置现在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街道:华尔街(Wall Street,直译为“墙街”)。

密西西比泡沫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金融崩溃。法国王室的金融体系一直没能真正走出这场重大的打击。密西西比公司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操纵股价、推动购买热潮,结果让法国人民对法国金融系统和国王的金融智慧都失去信心。路易十五越来越难推动各种信贷计划,而这也成为法国海外领土逐渐落入英国手中的主因之一。

而在近一世纪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就是从这里统治着一整个儿强大的印度帝国,掌握着多达35万士兵的庞大军力,就连英国王室也只能自叹弗如。一直要到1858年,英国王室才将印度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收编国有。当时拿破仑曾嘲笑英国,说他们是个“店小二的民族”(nation of shopkeepers)。只不过,就是这群店小二打败了拿破仑本人,还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信用评级代表的是国家清偿债务的可能性。除了纯粹的经济数据外,也会考虑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因素。就算是拥有丰富石油蕴藏量的产油国,如果政府专制、司法腐败,信用评级通常也不高。这么一来,因为难以取得必要资金开发石油资源,很可能这个国家就只能这样坐在金矿上穷困度日。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某个国家虽然缺少自然资源,却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环境,以及公正的司法系统,它就可能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这样一来,就能以低廉的代价取得相当的资金,撑起良好的教育体系、发展出蓬勃的全新高科技产业。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想要存活,就得不断提高产量,很像是鲨鱼,如果不一直游动就会窒息。然而,光是生产还不够。生产出来之后,还得有人买,否则业者或投资人都得关门大吉。为了避免这种灾难,确保不管什么新产品都有人买账,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

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伦理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将这两种秩序合而为一。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资!”而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购买!”

或许,现在的6500万年后,会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怀感激地回顾人类造成的这场灾难,就像我们现在感谢那颗杀死恐龙的陨石一般。

传统农业看的是自然的时间周期、有机的生长情况。当时多数社会都无法准确测量时间,而且对这件事实在也没多大兴趣。毕竟,当时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重要的是太阳的运行、植物的生长周期。

1847年,英国各家火车业者齐聚一堂,研拟同意统一协调所有火车时刻表,一概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而不再遵循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或任何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在火车业者开了头之后,越来越多机构跟进这股风潮。最后在1880年,英国政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规定全英国的时刻表都必须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时刻表,要求人民依据人工的时钟来过生活,而不是依据当地的日升日落周期有所调整。

直到现在,新闻广播开头的第一条仍然是现在时间,就算战争爆发也得放在后面再报。

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起了数十种重大的变化,采用工业化的时间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著名的项目还包括都市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一般大众的赋能、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权社会的解体。

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里,常常讲得似乎人都在辛苦对抗着国家和市场。但事实却刚好完完全全相反。国家和市场简直可说是个人的衣食父母,个人能够生存都得感谢它们才是。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保险和退休金。如果想学专业,可以去上公立学校。如果想做生意,可以向银行贷款。如果想盖房子,可以找建设公司来盖,找银行办房贷,而且有些时候还能得到政府补贴或保险。如果碰上暴力事件,可以找警察保护。如果生病得休养几天,可以有医疗保险照顾。如果病得严重,得休息几个月,就换成社会福利制度来帮忙。如果需要全天有人协助,我们可以到市场上请专职看护;虽然这些人与我们素不相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在连子女都很难提供的全心照料。只要先存点钱,我们就能到养老院安度最后这段黄金岁月。国税局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作个人,不会要求我们付邻居的税。法院也把我们每个人看作个人,不会要我们为亲戚犯的错负责。

暴力发生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制定。纵观历史,大多数的暴力事件是出于家庭之间或社群之间的仇恨。(就算在今天,上述数据也能看出地方犯罪远比国际战争更为致命。)

过去的财富多半就是田地、牛、奴隶和黄金,无论要抢劫或占领都十分方便。但到了今天,财富的形式变成了人力资本、科技知识,以及像是银行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想要抢夺或是占领都相当困难。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史上第一次由爱好和平的精英分子来领导,这些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确实相信战争是一种邪恶,而且也相信战争能够避免。

像是人类在农业革命学会了农耕畜牧,提升了人类整体形塑环境的力量,但对许多个人而言,生活反而变得更为艰苦。农民的工作比起狩猎采集者更为繁重,而且取得的食物种类变少、营养较不均衡,染上疾病与受到剥削的可能性都大增。

目前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结论: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对于在经济阶层底层的人来说,确实是钱越多就越快乐。

那些无力负担这些医学奇迹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愤怒到无以复加。纵观历史,穷人和受压迫者之所以还能自我安慰,就是因为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不论再富有、权力再大,人也难逃一死。光是想到自己得死,但有钱人居然能长生不老,就会让穷人怒火中烧、不可遏抑。

所以也不难想象,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我们会短暂感受到快感,但不会永远持续。迟早快感会消退,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痛苦。

先前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平均而言,已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快乐),生物学对此要怎么解释?首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只证明了相关性,但是真正的因果方向有可能和研究人员的假设正好相反。

举例来说,百忧解(Prozac)之所以让人不再沮丧,靠的就不是对任何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提高血清素的浓度。

DNA就像撒旦,用一些稍纵即逝的快乐作为引诱,令人为之臣服。

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有系统地研究了快乐的本质和成因;正因如此,最近有越来越多科学团体开始研究佛教哲学和冥想。佛教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

属于某个物种的微生物,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物种中取得基因码、加入自己的细胞中,从而取得新的能力,例如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然而,至少就我们所知,微生物并没有意识,它们没有生活目标,也不会未雨绸缪、为将来做准备。

智人等于是对鸡施予了特定的选择压力,让又肥又慢的鸡特别能够繁衍下来;就像是蜜蜂采蜜授粉的时候也是对植物施予了选择压力,让花朵色彩鲜艳的品种更能生生不息。

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互联网新软件、新工具的诞生层出不穷,那些看似花哨,复杂,取巧的系统工具们,也许从old guys的视角来看,怎么都难以逃脱重新发明轮子的嫌疑。这大概就是技术成长的必经之路:就像轮子本身,从远古被发明至今,形形色色的车轮不断的出现,但是每一种都有其特定应用场景,不同的材质,不同的设计,被安置到不同的载体之下,不断刷新着效率的记录。

轮子被重新发明,也就是演进的需要。老的问题消失了,新的问题来临,相应的轮子也需要调整。

社会效率整体是向着高效的方向前进的,一切硬件,软件,以及人和知识体系都在向这个方向前进。old guys要被抛弃,old ways要被放弃。站在旧有的立场,即将到来的一切甚至有些恐怖:因为变化太大;站在新来者的立场,原有的一切都需要被打破:因为效率太低。

也许这本没有什么大惊小怪,200年前的人们面对新生力量的冲击,也许发出的惊叹声并没有比我们现在小多少,只是一个相对值吧了。

或者,这真的就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处于拐点之上,无论新人老人都没有理解这个拐点的意义有多大,不过埋头前行,抬头抱怨罢了。

放一首 Robert Frost 的诗歌,
近几年经常能体会到诗中的心境,也常常试图保持诗中的心境。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By Robert Frost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 though;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

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
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
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第二次机器革命》书摘

《第二次机器革命》

 

“莫拉维克悖论,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领域有别于传统假设的重要发现,其含义是高层次的推理几乎不需要计算,但低层次的感觉运动技能则需要大量的计算。”

 

…当新一代的智能设备出现的时候,股票分析师、石油工程师和假释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机会将最有可能被机器代替。但园艺师、接待员以及厨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丝毫不用为自己的工作机会操心。”
“人类最大的缺点是无法理解指数函数。”
——阿尔伯特·A·巴特利特(Albert A. Bartlett)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荣誉教授
摩尔定律和热力学定律或者牛顿机械定律等物理学定律截然不同。那些定律所描述的是宇宙是如何运转的;不论我们做什么,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相比较来说,摩尔定律所描述的是计算机行业工程师和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它评估的是,工程师和科学家们所付出的努力带来了多么持久和成功的进步。我们在其他行业是看不到这种持续进步的。
不过,尽管一些智慧人士一直在预测摩尔定律即将走向终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总是在反反复复地预测一个错误的结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物质世界对数字世界的制约,而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在计算机行业里那些努力开拓的人们。

 

“如果你仅仅使用同一种技术,那么原则上你很快就会走到尽头。实际上,40年来,每隔5~7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提升和修补我们的技术,而且这样的做法没有尽头。”

 

当摩尔定律在处理器、存储器、传感器以及其他计算机硬件(一个极其例外的情况是电池,它的性能并不是以指数比率而提升的,那是因为它基本上是由化学成分构成的,而不是电子化产品)发挥作用时,它并不仅仅使计算机设备变得更快、更廉价、更小、更轻,它还使得这些设备的性能提升到我们之前根本就无法想象的高度。

当第一批智能手机投向市场的时候,他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于是在2008年他与尤里·莱文(Uri Levine)和阿米尔·希纳尔(Amir Shinar)一起创建了Waze。Waze的“天赋之处”是能够把所有使用该程序的智能手机都变成传感器,然后持续不断地把它们的位置和行驶速度信息上传到公司的服务器上。当越来越多的智能手机都在使用这种应用程序时,Waze就会获得一个特定区域越来越多的的车辆行驶状况。Waze程序所显示的不仅仅是一幅静态的公路地图,它也能实时地升级最新的交通状况信息。

“对信息流进行数字化的编码”。换一种说法,就是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媒体形式——包括文本、声音、图像、视频以及工具、设备和传感器里的数据等等,转换成无数的“1”和“0”,也就是计算机以及其他同类产品能够识别的语言。
虽然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的原始版本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去制作,但如果去复制更多的样本却几乎不花费任何成本。这就是所谓的“复制的零边际成本”。
所有这些例子都能说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更深入了,预测也更准确了,或者说在数字化的世界里,我们的科学研究更加通畅无比了。哈

但创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力,就是它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富裕。

为什么创新就是一切
“因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内提升其国民生活标准的能力,几乎取决于提升其人均产出的能力。”
“互联网所带来的利益非常真实,我要给这些利益唱赞歌,而不是去谴责它们……然而,所有的事实是这样的: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我们才获得了更多并且更‘廉价’的乐趣。

另一个思想观点认为,创新所做的真正工作并不是提出什么大的和新鲜的事物,而是把已经存在的事物重组起来。而且我们对实现创造和发明的相关领域的知识和能力的主要进展了解得越深入,这种重组的观点就显得越有意义。

正如他在他的书《技术的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中所总结的:“创造某个东西,就是去之前存在这个东西的地方发现它。”

只要人们能把资源调动起来,并且按一定的方式重新配置,使得这些资源价值更大,那么经济增长就会发生

戈登问过一个激进性的问题:“增长终结了吗?”对此我们将代表韦茨曼、罗默和其他新增长理论主义者做出回应:“绝对没有。如果受阻,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和加工所有快速增长的新思想。

”引申到创新领域,完全可以这样说:“若有足够的眼球,多么强大的创新组合也能被发现。”

航空航天局最后把相关数据和关于对预测太阳粒子活动时所面临挑战的描述发送到创新中心网站InnoCentive上——一家为科学问题而设立的在线“票据交换所”。创新中心不设资历、证书门槛,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博士学位或者在实验室工作的经历,也可以浏览问题、下载数据或者上传解决方案。任何人都可以尝试着解决任何学科的问题,比如物理学家就可以去钻研生物学问题。

也就是说,把创新挑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向更多的群体开放。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开放式创新或者“众包”——一种非常高效的创新思路。

像创新中心网站一样,线上创业公司Kaggle也从全世界聚拢了一批无资历的人士,去解决各类公司和组织机构提交的难题。有别于应对科技方面的挑战,Kaggle公司专长于大数据分析,其目的是要对公司或组织机构提交上来的初始性基线预测进行更准确的预测。

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一些显著特征:计算机大部分领域持续的指数级增长、数字化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重组式创新

我们为何如此确定?因为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指数级增长的、数字的和重组的力量使得我们人类越来越有可能创造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一次性的大事件:真正多用途的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这个星球上大多数人可以通过共同的数字网络沟通互联。

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会比工业革命以来的任何推动力都要强大。它们将永久地改变这个物质世界的运转方式。

而由于拥有了现代人工智能,我们的数字化机器已经摆脱了发展的制约,开始在模式识别、复杂沟通以及其他极其人性化的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2000年,全球有7亿移动电话注册用户,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不到30%。但到了2012年,移动电话注册用户已经超过了60亿,而超过75%的用户在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估计,全球已有3/4的人口拥有移动电话。在一些国家,移动电话的使用甚至比电力或自来水更加普遍。

无穷大的数据处理和运算让一切皆有可能。”

也就是说是生产率的增长。[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一术语也可以被看作劳动生产率,即一小时工作时间的产出(或者是每一个劳动者的产出)。]反过来说,生产率
的增长来源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成果。

但当经济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评估标准也必须要改变。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关注越来越多的是思想,而不是事物;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是交流,而不是交易。这个信息时代最大的讽刺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实际上对经济中价值源泉的了解程度比50年前还要少

当商务旅行人士通过Skype(网络电话)给家里的孩子通话时,他对GDP的贡献率就是零——但这件事情绝对不是没有价值的。

从某些方面看,免费产品的扩散甚至还造成了GDP的下降。如果你仅花费几个便士——而不是数千美元,就能把一部百科全书存储到你的计算机里,那么你是很明智的。但你的花费少了,GDP就会下降,虽然我们个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但GDP的统计数据却和我们生活质量的提升背道而驰。
在你选择了自己比较喜欢的商品目录之后,下一步就是要问我必须付给你多少钱,才能使你无视这两个目录之间的差别。在你计划从旧的商品目录中选择商品时,如果我能多付给你超过20%的价格,就能使你高高兴兴地从新的目录中选择商品,那么这时总的价格指数就增长了20%。如果你的收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对购买力的侵蚀和冲击将会给你的生活标准带来下降;同样地,如果你收入的增长比价格指数增长得快,那么你的生活标准就是在提升。
还有一种衡量我们经济福利的标准来源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消费者剩余比较的是消费者愿意为某种产品或服务所偿付的价格与他实际要付的价格。如果你愿意付一美元去读一份晨报,但这时你免费拥有了这份报纸,那么你就获得了一美元的消费者剩余。
虽然消费者剩余是一个不错的概念,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难衡量的概念。
1993年,埃里克撰写了一篇文章,计算出由计算机价格下降所带来的迅速增长的消费者剩余每年给我们增加的经济福利是500亿美元。

他们观察到,即便当人们不用金钱去偿付,他们在使用互联网时仍然需要放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时间。不论我们贫穷还是富裕,我们每个人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为了“消费”YouTube、Facebook或者电子邮件,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事实上,2000~2011年,美国人花费在互联网上的休闲时间近乎增长了一倍。

即使不考虑休闲时间,拥有更多的时间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通过节省时间做很多有价值的工作。
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繁荣的初期,风险投资者经常开玩笑说,在新经济中只有两个数字,一个是无穷大,另一个是零。当然,新经济中很大一部分的价值来源于很多产品的价格下降到了零。但这一图谱的另一端是什么呢(也就是价格从无穷大下降到限定的数字)?假设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制作了一部新电影,你可以花9美元去观看这部电影,你的生活福利是不是增长了?在这部电影构思、摄制和公映之前,你不会以任何价格购买到,哪怕是无穷多的钱。
第四个和最大的种类是人力资本的价值。我们所有人不仅在学校里学过很多年像阅读、写作和算术这类的学习技能,同时也学会并掌握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技能,所有的这些技能都能帮助我们提高生产效率,当然在一些情况下,还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
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可以衡量的工作才能够完成。现代GDP的核算体系当然是经济发展的一大进步。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正在使用夜间的人工光源卫星地图来评估世界不同地方的经济增长状况,以及通过评估Google搜索频率来了解失业和住房供给方面的变化。可以说,这类信息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的状况,就像它已经改变了市场、生产、金融、零售和商业相关的方方面面一样。
不论一盏路灯的灯光有多么明亮,你都不会在灯光下找到丢失的钥匙——如果你的钥匙不是在那个地方丢失的。我们必须努力思考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以及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GDP和生产率的增长是重要的,但它们只是达到目的(生活福利)的手段,并不是目的本身。
“富裕与贫穷之间的不平衡是所有共和国最古老的、最致命的疾病。”
——普鲁塔克(Plutarch)
罗马传记文学家、散文家,柏拉图学派的知识分子

Facebook的用户数量在2012年就达到了10亿,它的雇员人数大约为4 600名,而工程师的数量差不多为1 000名。
。在几乎每一个行业,技术进步都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红利——更少的工作也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技术红利和财富分化的结合挑战了两个普遍却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技术的进步总是能促进收入的增长。另一个是自动化会给劳动者的工资带来损失,因为人被机器代替了。

美国财富增长的80%都被5%的顶层人士所瓜分,而1%的顶层人士获取了这部分增长财富的50%还要多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在美国有1 300万家庭的净资产是负值。

如果你拿平均收入和中位数收入比较一下,就能很容易看出来,正常情况下,平均收入(全部收入除以所有人口)的变化和中位数收入(在收入分配体系中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有一半比他们收入多,另一半比他们收入少)的变化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来思考一个简单的例子。有10位银行职员在一间酒吧里喝啤酒。他们每个人一年能够挣到3万美元,因此,他们几个人的平均收入和中位数收入都是3万美元。这时走进来一位首席执行官,他也点了一杯啤酒。现在,他们这个群体的收入立刻飙升起来,但中位数收入却没有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越不平衡,平均收入就越偏离中位数收入。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们假设的酒吧里,在整个美国也是这样。

中位数收入水平的增长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由增长的不平等引起的。

一边是供应的增加,另一边是更高的薪水,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要比劳动力的供应增长得更快。与此同时,对高中辍学生能从事的工作的需求却迅速下降,以至于市场对这类劳动力的需求迅速饱和——虽然他们的工资级别和待遇也在降低。

创造能力和组织再造是数字化技术投资的关键所在。
要把工作分成一个二阶矩阵,即:认知类的工作(类似脑力类的工作)vs.体力类的工作,程序性工作vs.非程序性工作。他们发现,对程序性工作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不论这种工作的性质是认知性的,还是体力性的。这种状况导致了工作的两极分化:对中间收入的工作需求急速下降,而对非程序性的认知类工作(比如财务分析)和非程序性的体力类的工作(像美发工作)需求相对旺盛。

如果生产率在增长,而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攫取价值,那么谁攫取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实体资本的所有者。
赢家通吃的市场:数字化时代的生存逻辑

在很多行业,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差别堪称是天壤之别。正像一个备受争议的耐克广告所宣传的,“你不是赢得了银牌,而是输掉了金牌”。

首席执行官与普通职员所获得的薪酬比率已经从1990年的70∶1扩大到2005年的300∶1。

突然之间,二流的生产商再也不能依靠消费者的无知或者地理的障碍来保护他们的边际利润了。

正像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始所讨论到的,砌砖工人的收入差异要远远低于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在赢家通吃市场下的收入差异,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不同。在稳定的市场分配模式下,营业收入和个人所得都是跟天分和努力分不开的,与之相反的是,在赢家通吃市场中存在着极其不稳定、也不均匀的竞争。
如果美国的收入分配模式遵从的是一种正态分布,那么中位数收入将会随着平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正态分布的另一个特征是,当你从平均数往两边看时,你会发现特征极端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下降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哪一个更大,红利还是收入分化

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既给我们带来了红利,也给我们带来了收入的分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日渐明显,最终会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有如此多的红利,我们还要担心收入分化吗?
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仍旧生活在一片机遇重重的土地上,国家能给他们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但这已经不再是事实。

技术性失业:未来你的工作机会在哪里

如果技术能够使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增加,那么正像国家科学院的经济学家团队所指出的,这不会自动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更低的成本有可能会带来更低的产品价格,进而更低的价格会带来对产品的更大需求,并最终会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种情况实际上能不能发生,要取决于弹性需求,可以解释为产品价格每一百分比的下降会带来多少百分比产品数量的增加。
匮乏的经济学问题完全被如何处置充裕的财富和空闲时间这一更有吸引力的问题所替代。正像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曾经评论过的,“未来的目标是完全失业,那时我们就能够发挥作用了”。
因此,人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有一个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也能够导致失业:那些想要工作的人们却找不到工作机会。如果劳动者和任何企业家都认为,一份赢利的工作可能不再需要劳动者的技能和能力,那么这位劳动者将确定无疑地面临失业。从历史上看,这发生在很多对曾经有价值的生产投入的过程中——从鲸油到马匹。在今天的经济形态下,即使是零价格也不需要这些投入了。也就是说,正像技术创造了不平等一样,它也能带来失业。从理论上看,这种情况能够影响很大一批人,甚至是人口的大多数,即使整体的经济份额一直是在增长的。
当机器人充满了世界

因此,当技术超越我们人类之时,它会不给我们哪一代人在所有领域(或者至少是大部分领域)留下发展的机会吗?
答案是不会。即使在那些数字化机器远远超越人类的领域,人类还是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的。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象棋游戏能够说明为什么不会。

人类的优势

他完全赞同拉里·佩奇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培训的目的不是要让你遵从规则和秩序,而是要让你学会积极主动,敢于怀疑这个世界的一切,敢于做与众不同的事情。

然而,他们也发现,在每一所大学都有大学学习评估成绩获得很大提升的学生。一般情况下,这类学生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都更多(尤其是独自学习的时间),他们对阅读和写作的课程需求更多,也需要更多的指导。
“大学的影响基本上是由个人努力以及学术氛围、人际交往和学校的课外活动这些综合因素决定的。”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给学生们和家长提供一个基本的建议:努力学习,使用科技手段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把你的“工具箱”填满,并且还要获得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升值,部分是因为很多种的原始资料和数据正在变得极其廉价,而当资料和数据变得廉价时,逐渐增加的瓶颈是阐释和使用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能力。这也反映了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经常提到的就业建议:针对将要变得廉价和充裕的事物,寻找必不可少的填补。例子包括数据科学家、移动电话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以及基因咨询师——当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基因排序时,这一职业就有了需求。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他选择进入软件产业只是因为他看到了计算机——尤其是微型计算机,正在变得廉价和无所不在。

今天,大学毕业生的认知技能,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也就是所谓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的缩写)学科,还包括人文学科、艺术和社会学科,往往都是低成本资料和数据以及廉价计算机的补充。这都可以帮助就业者获得升值工资。
正像兰佩尔写道的:“大学学位正在变成新的高中文凭——新的最低要求,虽然它是昂贵的,即使是为了获得低层次的工作……从工业到地理学领域,其他很多并不需要一份文凭的工作——像牙科保健员、货运商、店员和理赔人员等职位,对文凭的需求也在增加。”这种“学位通货膨胀”正在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大学教育是昂贵的,它会让很多人陷入债务深渊。

像这类的结果说明,厨师、园艺师、修理工、木工、牙医和家庭健康护理员在短时期之内是不会被机器代替的。所有这些职业都牵涉到感觉运动,而且它们之中的很多工作也需要思维能力、大框架的模式识别能力和复杂的沟通能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这些工作都能获得丰厚报酬,但它们也是在与机器竞赛中最不可能与机器迎头相撞的工作。
然而,这些职业可能也是最容易面临激烈竞争的。随着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中产阶层出现了持续的空心化,那些之前从事中等技能知识工作的人们也开始寻找更低技能和工资水平的工作。

而且,教育程度最高的地方,像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市、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市、旧金山,都拥有较低的失业率,这绝对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情。

正像我们今天只听世界上最出色的歌手或者大提琴手演唱和演奏的作品一样,学生们将能够很快地接触到最令人兴奋的地质学演示图表,听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最具深刻见解的讲解,以及使用学习和掌握数字化技术最有效的练习方法。

MOOCs(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是一个值得提倡的大规模教育创新实验。
延长学习年限可能尤其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利,因为研究发现,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富家子弟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接受能力基本是相同的,但贫困的孩子在放暑假之后就落在后面了。

我们拥护企业家精神,但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人都能或者应该开一家公司。相反,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是创造工作和发展机会的最好思路。随着一些传统工作种类的消失——伴随着消失的还有对相应技能的需求,经济体系必须创造新的工种和行业。对此最为擅长的是富有开创精神的创业家们,而不是有心无力的政府领导者或者只是空想的学术专家。

他们这个研究小组发现,初创公司在大萧条期间以及之后都能创造更多就业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这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初创公司对转移工作机会的劳动者能提供更多的需求。

一变化在硅谷表现得最为明显:1995~2005年间,在那里创建的超过一半的公司至少有一位创建者是移民。而在2006~2012年间,这一比例几乎下降了10个百分点——即43.9%。

持续了25年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学术的研究却在2005年开始下降了。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大的正面外部效应。

“厌倦、恶习和欲望——工作把人从这三大恶果中拯救出来。”
——伏尔泰(Voltaire)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

很多人参加工作最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要获得金钱,也因为工作是他们获得其他很多事物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自我价值、团体意识、契约精神、健康价值、结构体系和体面尊严等。

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想要摆脱“厌倦、恶习和欲望”,想要实现“专精、自主和目的”,都要通过工作来达成。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线上零售业巨头亚马逊意识到,在它数百万的销售产品网页中有不少重复的内容。仅靠运算法则很难把搜索引擎管理好,因此由亚马逊员工彼得·科恩(Peter Cohen)引领的一个团队开发了一套软件,通过这套软件把可能重复的内容发送给一些人,让他们最终发现重复的内容。科恩和亚马逊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创新。它把一个大问题(在数百万网页中找到重复的内容)分解成很多小任务(这两页内容有重复吗?),然后把这些任务发送给一大批人,收集他们的反馈,利用他们解决问题(消除重复)。
这是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所称的“人工的人工智能”的一个例子,它是人类与机器进行竞赛的另一种方式——虽然这是一种代价并不高昂的方式。
TaskRabbit让人们以群体的形式提供劳动力,而Airbnb让人们提供有用的资产。在这种对等经济模式下,这两种类型的公司已经出现了很多。“众包”劳动力市场存在于一些特殊的领域,像编程、设计和清洁,以及一些普通任务的执行和操作。而且现在人们可以利用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出租他们的相机、工具、自行车、停车位、狗舍以及任何他们可能拥有的东西。

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对等经济不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恰恰相反,对劳动力未来所带来的挑战最好的解决方式——事实上也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式,将来自市场,来自创新者和企业人士的技术创造。

对这种背景进行调查和分析之后,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几乎相同的重大转折的早期阶段。不仅仅是新技术指数级、数字化和组合式的进步与变革,更多的收益还在我们的前面。在接下来的24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星球所增长的计算机能量将超过之前所有历史阶段的增长总和。在过去的24年时间里,这种增长可能已经超过了1 000倍。我们已经数字化的信息是以艾字节为计量单位的,但这些已经数字化的数据信息还在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速度增长。

我们这一代将很可能会幸运地经历人类历史上两个最让人吃惊的事件:真正的智能机器被创造出来,以及所有人通过共同的数字网络彼此互联。

任何将复杂性和紧密性整合在一起的系统都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弱点。首先,更容易看到一些微小的疏漏以让人无法预料的序列连续发生,就有可能变成更大的、更具破坏性的大事故。

其次,集复杂性与紧密性于一体的系统更容易成为那些间谍、犯罪分子以及追求极大破坏性的极端分子的选择目标。最近的例子是超级工厂病毒(即Stuxnet蠕虫病毒),它可能就是在政府的实验室里培育的。
直到最近,我们人类还不具备摧毁自身的能力,但今天做到了。而且,由于技术正在变得强大而廉价——而且更加无处不在,所以越来越多的个人手中都已经掌握了这种力量。掌握这些力量的个人并不都是理智的、意图良好的。正像比尔·乔伊(Bill Joy)和其他人士所注意到的,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都能创造自我复制的实体。这就意味着,在地下实验室工作的某个人,有一天就可能利用这些技术发动足以影响整个地球的破坏性攻击。

“技术奇点”这个词是1983年由科幻小说家弗诺·文奇(Vernor Vinge)创造的,他预测:“我们很快就能创造比我们自己更高的智慧……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将到达某个奇点,这种智力的转变,就如同黑洞中心错综复杂的时空一样令人费解,而这样的世界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文奇和其他一些人士认为,到达这一奇点的进程要受到摩尔定律的驱动。它的成倍累积效应将最终创造出计算处理能力和存储容量比人类大脑还要强大的计算机。

对于数字化的所有事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永远也不要说绝不会”,但我们仍旧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因为它们是数字化技术做“类人”工作的例子,它们会使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正变得像人类。然而,它们却不是。我们人类创造机器的目的是为了做这个世界上动物和人类曾经做过的事情,而不是以自然创造我们人类的方式来创造机器。正像人工智能先驱弗雷德里克·贾里尼克(Frederick Jelinek)精彩表述的:“飞机不会拍打它们的翅膀。”

总而言之,当前的人工智能看起来很智能,但它只是“模仿”的相似。这种状况可能在未来会改变。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创造跟我们的思维更接近的数字化工具,甚至可能利用我们迅速提升的技能去扫描并描绘我们的大脑图谱。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那些数字化的思维将大大增强我们的思维能力,甚至可能最终把人类思维融入其中,或者它们自己的思维也会具有自我意识。

如果第一次机器革命时代帮助打开了封锁在重塑物理世界的化学键中的能量之源,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真正的前景就是,它将帮助打开人类的创造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