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阅读笔记

《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 — 〔以〕尤瓦尔·赫拉利

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会属于同一个“属”(genus)。例如狮子、老虎、豹和美洲豹,虽然是不同物种,但都是“豹属”(Panthera)。生物学家用拉丁文为生物命名,每个名字由两个词组成,第一个词是属名,第二个词则是种名。例如狮子就称为“Panthera leo”,指的是豹属(Panthera)的狮种(leo)。而只要没有意外,每一位在读这本书的应该都是一个“Homo sapiens”:人属(Homo,指“人”)的人种(sapiens,指“明智”)。

对智人来说,大脑只占身体总重约2%~3%,但在身体休息而不活动时,大脑的能量消耗却占了25%。

而且别忘了婴儿的头还越来越大。于是,分娩死亡成了女性的一大风险。而如果早点儿生产,婴儿的大脑和头部都还比较小,也比较柔软,这位母亲就更有机会渡过难关,未来也可能再生下更多孩子。于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又译“天择”或“自然淘汰”)就让生产开始提前。与其他动物相较,人类可说都是早产儿,许多重要器官的发育都还不够完善。看看小马,出生没多久就能开始小跑步;小猫出生不过几周,也能离开母亲自行觅食。相较之下,人类的婴儿只能说没用得很,许多年都得当个啃老族来被抚养、保护和教育

早期石器最常见的一种用途,就是把骨头敲开,人类才能吃到里面的骨髓。

科学家也同意,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然而,等到大约7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第二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虽然一群蚂蚁和蜜蜂也会合作,但方式死板,而且其实只限近亲。

像是两个天主教信徒,就算从未谋面,还是能够一起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是一起筹措资金盖起医院,原因就在于他们同样相信神化身为肉体、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罪。所谓的国家,也是立基于国家故事。两名互不认识的塞尔维亚人,只要都相信塞尔维亚国家主体、国土、国旗确实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从没见过对方的两位律师,还是能同心协力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辩护,只因为他们都相信法律、正义、人权确实存在。(当然,他们也相信付的律师费确实存在。)

“有限公司”的英文称为“corporation”,这点颇为讽刺,因为这个字的语源是“corpus”(拉丁文的“身体”),而这正是有限公司所没有的。虽然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实体,但在法律上我们却将它称为“法人”,好像它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一般。

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这样的采集经济,能让大多数人都过着比在农业或工业社会中更有趣的生活。像是现在,如果在血汗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大约7点就得出门,走过饱受污染的街道,进到工厂用同一种方式不停操作同一台机器,时间长达10小时,叫人心灵整个麻木。等到晚上7点回家,还得再洗碗、洗衣服。而在3万年前,如果是个采集者,可能是在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但等到中午过后,他们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来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当然,有时候是会碰上老虎或蛇没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他们倒也不用担心车祸或工业污染。

在历史上,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大事一件,重要性不亚于哥伦布抵达美洲或是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统,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能够从亚非大陆抵达澳大利亚。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类先驱究竟在这片新世界做了什么。狩猎采集者首次登上澳大利亚海滩的那一刻,就正式在这片大陆登上食物链顶端,也从此成为地球史上最致命的生物物种。

而双门齿兽可是史上体形最大的有袋动物,所以它第一次看到这只长相弱不禁风的猿类,大概只会瞟上一眼,就继续回去嚼树叶了。对这些动物来说,需要靠演化才能学会惧怕人类,但时间根本不够,它们转眼便已灭绝。

北极的土地到处都是大型而肥美的动物,如驯鹿和长毛象。每只长毛象都能提供大量的鲜肉(而且因为当地温度低,甚至可以将鲜肉冰冻留待日后食用)、美味的脂肪、温暖的毛皮,还有宝贵的象牙

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种植小麦,每单位土地就能提供更多食物,于是智人的数量也呈指数成长。大约在公元前13000年,人类还靠采集和狩猎维生的时候,巴勒斯坦的杰里科(Jericho)绿洲一带,大概可以养活一个有百名成员的采集部落,而且人们相对健康、营养充足。到了大约公元前8500年,野生植物的荒野成了片片麦田,这片绿洲这时养活了约有千人的农村,但人口密度也因此增大,而且成员染病及营养不良的情形要比过去严重太多。

人类就像许多哺乳动物一样,自然有荷尔蒙和遗传机制来控制生育数。营养充足的时候,女性比较早进入青春期,成功怀孕的概率也比较高。而在土地贫瘠、营养不足的时候,女性进入青春期要来得晚,生育能力也下降。

奢侈品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原本的奢侈品往往最后会成为必需品,而且带来新的义务。等到习惯某种奢侈品,就开始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接着就是一种依赖。最后,生活中就再也不能没有这种奢侈品了。

万年前,全球只有在亚非大陆的几个特定地点有绵羊、牛、山羊、野猪和鸡,总数大约几百万只,但现在全球有大约10亿只绵羊、10亿只猪、超过10亿只牛,更有超过250亿只鸡,而且是遍布全球各地。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口得以急遽增加,任何一个复杂的农业社会想回到狩猎和采集的生活,就只有崩溃一途。

这场革命意义深远,除了影响建筑,更影响了心理。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

从农业开始发展到现在,人类的家园得面对勤劳的蚂蚁、鬼鬼祟祟的蟑螂、冒险犯难的蜘蛛还有误入歧途的甲虫,于是数十亿人口也就武装起来,用树枝、苍蝇拍、鞋子和杀虫剂,迎向这场永不停止的战争。

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这位远古社会学家不可能想到,靠着虚构的故事还能让几百万互不相识的人每天合作。
但事实就是如此出乎意料。现在看来,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

虽然人类的基因演化仍然一如既往慢如蜗牛,但人类的想象力却是极速奔驰,建立起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

现在最有名的巴比伦国王就是汉谟拉比,而他有名的原因,主要就在于以他命名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汇集各种律法和判例,希望将汉谟拉比塑造为一个正义国王的榜样,作为更一致的法律体系基础,并且教育后世子孙何为正义,正义的国王又该如何行事。

但事实上,他们都错了。不管是汉谟拉比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心中都有个想象的现实,想象着这个世界有着放诸四海皆准、永恒不变的正义原则(例如平等或阶级),但这种不变的原则其实只存在于智人丰富的想象力里,只存在于他们创造并告诉彼此的虚构故事中。这些原则,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

演化的基础是差异,而不是平等。每个人身上带的基因码都有些许不同,而且从出生以后就接受着不同的环境影响,发展出不同的特质,导致不同的生存概率。“生而平等”其实该是“演化各有不同”。

因此,我们来看看美国《独立宣言》改用生物学、科学的角度来写该是如何: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演化各有不同,出生就有某些可变的特性,其中包括生命和追求快感。
上面这段推论过程,如果是平等权和人权的激进分子看到可能会大发雷霆,大声驳斥:“我们知道人在生物学上不相等!但是如果大家都相信人人在本质上平等,就能创造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这点我完全赞成,但这正是我所说“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

讲到“神”的概念,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

自然界的秩序是稳定不变的,就算人类不再相信世界上有重力,重力也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但相反的是,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总是有一夕崩溃的风险,因为这些秩序背后靠的都是虚构的故事,只要人们不再相信,一切就风云变色。

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关于那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如果他们并不相信这些想象的秩序,他们又为什么要推动这种秩序呢?常有人说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信,只是贪婪而已。但这种说法有问题。如果真的是什么都不信(像是犬儒学派),就很难是个贪婪的人,毕竟客观来说,只是单纯要满足智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并不难。

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是自然的法则所创造。

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

然而,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就没有个人主义这一套。他们认为,个人的价值是由社会阶级、由他人的看法所决定。在这种情形下,“被别人嘲笑”就成了莫大的侮辱。

之所以要买经验,是因为据说这样就能拓展我们的视野、发挥我们的潜力,并且让我们更快乐。也因此,如果有个百万富翁和太太吵架,和好的方式很可能就是带她去巴黎旅游旅游。这种做法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某种个人的欲望,而是他深深坚信着浪漫的消费主义。

原因就在于: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

如果某一天,执行长自己不相信标致汽车存在了,他很快就会被送到最近的精神病院,还会有人来他的位子接班。

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

现代的西方教育对种族阶级制度嗤之以鼻,如果现在有法律禁止黑人住在白人小区、进入白人学校就读或到白人医院就医,一定会引发轩然大波。但如果说的是贫富阶级,有钱人住在独立、豪华的住宅区,就读专为有钱人提供的私立名校,能进到专为有钱人提供的高档医疗机构,这一点对于许多美国和欧洲人来说,却似乎再天经地义不过。

一次又一次,人类要让社会有秩序的方法,就是会将成员分成各种想象出来的阶级,像是上等人、平民和奴隶;白人和黑人;贵族和平民;婆罗门和首陀罗;又或是富人和穷人。所有这些阶级,就是要让某些人在法律上、政治上或社会上高人一等,从而规范了数百万人的关系。

阶级有其重要功能。有了阶级之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和精力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该如何对待对方。

所以,如果想排挤某一类的人,像是女性、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黑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声宣布:这些人有病,会造成污染。

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现代社会也无法解决自由和平等的冲突。但这也不是什么缺点。像这样的矛盾,本来就是每个人类文化无法避免的,甚至还可以说是文化的引擎,为人类带来创意、提供动力。就像两个不谐和音可以让音乐往前进,人类不同的想法、概念和价值观也能逼着我们思考、批评、重新评价。一切要求一致,反而让心灵呆滞。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太普遍,甚至还有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不管是贝壳还是美元,它们的价值都只存在于我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光是它们的化学结构、颜色或是形状,并无法带来那些价值。换句话说,金钱并不是物质上的现实,而只是心理上的想象

正因为“信任”这件事如此关键,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金融体系会与政治、社会和意识体系如此紧密相连,为什么金融危机往往是由政治发展引发,以及为什么光是股票交易商某个早上的感觉就能影响股市的涨跌。

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可以在金钱制度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

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也认为自己必须负起责任,将佛法传播到无知的世界。穆斯林哈里发也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传播先知的启示,虽然最好是以和平的方式,但必要的时候也不惜一战。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他们也声称自己到印度和美洲不是为了财富,而是要让人改信真正的信仰。号称日不落国的大英帝国,也是号称传播着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这两大福音。苏联人更是觉得责无旁贷,必须协助推动这个历史的必然,从资本主义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乌托邦。至于现代许多的美国人,他们也认为美国必须负起道义责任,让第三世界国家同样享有民主和人权,就算这得靠巡航导弹和F-16战机,也是在所不惜。

然而,后来这个读法律的年轻人到了英属南非,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却因为坚持自己该坐头等车厢,而不是像他一样的“有色人种”该坐的三等车厢,便被赶下火车。这个人就是甘地。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正因为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最高权柄。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

因应这种需求,多神教(polytheistic)信仰便应运而生。(polytheistic为希腊文,poly=多,theos=神)这些宗教认为世界是由一群神威浩荡的神灵控制,有的掌管生育,有的掌管雨水,有的掌管战争。人类向这些神灵祈祷,而神灵得到奉献和牺牲之后,就可能赐予人类健康、雨水和胜利。

二元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深具魅力的世界观,原因就在于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苦苦无法解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如果神真的是如此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又怎么会允许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这让一神论者伤透了脑筋。

对于二元论者来说,之所以好人也可能发生不幸,正是因为掌理世界的不是某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事事完美的神。世界上仍然有个不受控制的恶,而所有的坏事正是源自它。

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而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

佛教的核心人物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人,俗名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根据佛教经典,释迦牟尼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是个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王子,看到身边的人深深陷于苦难之中,而心生不忍。他看到人不分男女老幼,不仅时常受到战争和瘟疫等灾难袭击,还无法免于种种焦虑、沮丧和不满的情绪,似乎这一切都是人生难以避免的事。人类追求财富和权力,获得知识和财富,生儿育女,建起宫殿和房屋。但不论取得多少成就,却仍然无法满足。穷人梦想着要变富,有一百万的想要两百万,有两百万的想要一千万。而且就算真的有钱了、有名了,他们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无尽的烦恼和忧虑,无法从生老病死中解脱。至死,一切如梦幻 […]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

在事物带来快乐或痛苦的时候,重点是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着重在它带来的感受,于是就能不再为此所困。虽然感受悲伤,但不要希望悲伤结束,于是虽然仍有悲伤,也能不再为此而困。即使仍然悲伤,也是一种丰硕的经验。虽然感受快乐,但不要希望快乐继续,于是虽然仍有快乐,也能不失去心中的平静。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人文主义的基本信念,就是认为智人是独特的、神圣的,从本质上就与其他所有现代动物有所不同。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智人的独特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决定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意义。所谓的“至善”,讲的是对智人好。全球所有其他物种和生命,都只为了智人这一物种的利益而存在。

虽然所有人文主义者都崇拜人性(humanity),但对于人性的定义却不见得相同。就像是基督教的各个教派对于“神”会有不同定义,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今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派就是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唯一不是来自传统一神论的人文主义教派,就是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真正让纳粹与其他人文主义教派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深受演化论影响,对“人性”有不同的定义。相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事实上,真正最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也就是活在当时的人),正是最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

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直到今天,情况仍是如此。我们已经走出全球经济危机了吗?还是前面还有更大的打击?中国会不会继续成长、成为全球第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不会丧失霸主地位?一神论基本教义派是会成为全球未来的风潮,又或不过是地方的小骚动,在未来不值一哂?我们走向的是生态的灾难还是科技的天堂?

这么说来,究竟为什么要学历史?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未来的可能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举例来说,研究欧洲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了非洲人,我们就知道种族歧视绝非自然或无可避免,而且知道世界大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

然而,如果要在过去500年间挑出一个最重大、具代表性的一刻,一定就是1945年7月16日上午5点29分45秒。就在这一秒,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这时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然而,即使英美苏三国联军步步进逼,德国还是不断顽强抵抗。之所以德国军民还是能够维持一线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科学家即将能够推出如同奇迹般的新武器,像是V2火箭和喷气式飞机,力挽狂澜。

古罗马军队是个特别好的例子。这是当时最强的军队,但就科技上来说,古罗马并不比迦太基、马其顿或塞琉西帝国占有优势。古罗马军队的优点在于有效率的组织、铁一般的纪律,以及庞大的后备力量。

这个主题也出现在现存最古老的神话里: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神话。这则神话的主角是乌鲁克(Uruk)的国王吉尔伽美什,他英勇善战,无人能敌。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恩基杜(Enkidu)过世,他坐在遗体旁陪着他许多天,直到看到朋友的鼻孔里掉出了一只蛆来。那一刻,吉尔伽美什感到极度惊恐,下定决心设法战胜死亡。他接着踏上旅程前往世界的尽头,途中击败狮子、与蝎人作战,还得找到方法进到阴间。到了阴间,他打碎了几个岩石巨人,遇见阴间的摆渡人乌夏纳比(Urshanabi),最后找到了经历巴比伦大洪水仍幸存的乌特纳比西丁(Utnapishtim)。然而,最后吉尔伽美什的努力仍告失败,空手而归。 […]

于是,英国皇家学会出资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查尔斯·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塔希提岛。然而,既然这趟航程如此昂贵,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观测,岂不是太过浪费?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还有八位其他学科的科学家,队长则是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和丹尼尔·索兰德(Daniel Solander)。在这个远征队里还有几位画家,专门负责绘制途中必然会遇到的新土地、植物、动物和人类。船队配备了班克斯和英国皇家学会所能买到最先进的科学仪器,船长则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不仅是老练的水手,更是声名卓著的地理和人种学家。

虽然英国皇家海军并未采信林德的实验结果,但库克船长信了。他决心证明这位医生是对的。于是,库克的船队带着大量的酸菜,并且每次只要登陆,就下令水手必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在库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没有任何一个因为坏血病而丧命。接下来的10年里,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改采用库克船长提倡的海上饮食,拯救了无数的水手和乘客的生命。

在库克远征之前不久,不列颠群岛和西欧还不过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废的偏远后院,人们从没听说过它们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现代唯一上得了台面的古罗马帝国,财富也多半是来自北非、巴尔干和中东的行省。

欧洲原本就像是处在世界的一个偏远角落,气候还冻到让人手指僵硬,他们究竟是怎么一跃而出、征服世界的?常常有人认为最大的功臣就是欧洲的科学家。确实,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科技。所有强盛的现代晚期帝国都积极发展科学研究,希望能够取得科技上的创新,而许多科学家也就投入大半时间,为帝国主人研发各种武器、医药和机器设备

为什么这种军——工——学复合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为什么这种军——工——学复合组织只在欧洲开花结果,而在印度无声无息?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相辅相成: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

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靠着不到5000人的英国官员、大约4万到7万个英国士兵,可能再加上大约10万个英国商人、帮佣、妻小等等,英国就征服并统治了全印度大约3亿人口。

根据目前的美国银行法,这种作业还可以再重复7次。所以,就算银行的保险库从头到尾就只有100万美元,但这位承包商的户头最后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银行每次真正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九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钞票。

过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用的概念,又或是知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概念,而在于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并不愿意延展信用。毕竟当时的概念,总觉得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顶多就是维持现况,而且可能更糟。

他其实告诉我们:贪婪是好的,而且我们让自己过得好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得利,还能让他人受益。“利己”就是“利他”。

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
资本主义之名正是由此而来。所谓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认为“资本”(capital)与“财富”(wealth)有所不同。资本指的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而财富指的则是那些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

某个海盗劫掠了一条西班牙运宝船,把一整箱闪闪发光的金币埋到加勒比海的某座小岛上,他也不是个资本主义者。但如果是某个辛勤工作的工厂工人,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去投资股票,他就算是个资本主义者。

现在它还成了一套伦理,告诉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该如何教育孩子,甚至该如何思考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因为不论是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长,所以可说经济成长就是至善(或至少十分接近)。

然而,人类的经济在整个现代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成长。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现,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埋单的是科学家。

这些人主要靠着税收和掠夺(两者的差异其实很细微)取得资金,很少需要用到信贷,更不用提是否关心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于是,由穿着西装、戴着帽子的银行家和商人所建立的帝国,就这样打败了由穿金戴银、配备闪亮盔甲的国王和贵族建立的帝国。这些商业型的帝国,取得资金进行征服的效率就是高出一截。毕竟,没人喜欢缴税,但人人都乐于投资。

相较之下,独裁国家不愿保障个人和其财产,于是资本也就一点一滴离开,流向那些愿意遵守法制、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

最著名的荷兰股份制公司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在1602年得到特许而成立,当时荷兰才刚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甚至就在离阿姆斯特丹不远的地方,还能听到西班牙大炮的声响。东印度公司通过出售股票取得建船的资金,再派船前往亚洲,

当时西印度公司曾在殖民地筑起一道墙,用来抵御英国人和美国原住民,这道墙的位置现在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街道:华尔街(Wall Street,直译为“墙街”)。

密西西比泡沫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金融崩溃。法国王室的金融体系一直没能真正走出这场重大的打击。密西西比公司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操纵股价、推动购买热潮,结果让法国人民对法国金融系统和国王的金融智慧都失去信心。路易十五越来越难推动各种信贷计划,而这也成为法国海外领土逐渐落入英国手中的主因之一。

而在近一世纪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就是从这里统治着一整个儿强大的印度帝国,掌握着多达35万士兵的庞大军力,就连英国王室也只能自叹弗如。一直要到1858年,英国王室才将印度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收编国有。当时拿破仑曾嘲笑英国,说他们是个“店小二的民族”(nation of shopkeepers)。只不过,就是这群店小二打败了拿破仑本人,还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信用评级代表的是国家清偿债务的可能性。除了纯粹的经济数据外,也会考虑政治、社会甚至文化因素。就算是拥有丰富石油蕴藏量的产油国,如果政府专制、司法腐败,信用评级通常也不高。这么一来,因为难以取得必要资金开发石油资源,很可能这个国家就只能这样坐在金矿上穷困度日。与此相对的是,如果某个国家虽然缺少自然资源,却有自由的政府、和平的环境,以及公正的司法系统,它就可能得到较高的信用评级。这样一来,就能以低廉的代价取得相当的资金,撑起良好的教育体系、发展出蓬勃的全新高科技产业。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想要存活,就得不断提高产量,很像是鲨鱼,如果不一直游动就会窒息。然而,光是生产还不够。生产出来之后,还得有人买,否则业者或投资人都得关门大吉。为了避免这种灾难,确保不管什么新产品都有人买账,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

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伦理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将这两种秩序合而为一。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资!”而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购买!”

或许,现在的6500万年后,会有一群高智商的老鼠心怀感激地回顾人类造成的这场灾难,就像我们现在感谢那颗杀死恐龙的陨石一般。

传统农业看的是自然的时间周期、有机的生长情况。当时多数社会都无法准确测量时间,而且对这件事实在也没多大兴趣。毕竟,当时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重要的是太阳的运行、植物的生长周期。

1847年,英国各家火车业者齐聚一堂,研拟同意统一协调所有火车时刻表,一概以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时间为准,而不再遵循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或任何其他城市的当地时间。在火车业者开了头之后,越来越多机构跟进这股风潮。最后在1880年,英国政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规定全英国的时刻表都必须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国家采取了全国统一的时刻表,要求人民依据人工的时钟来过生活,而不是依据当地的日升日落周期有所调整。

直到现在,新闻广播开头的第一条仍然是现在时间,就算战争爆发也得放在后面再报。

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起了数十种重大的变化,采用工业化的时间概念只是其中之一。其他著名的项目还包括都市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业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一般大众的赋能、民主化、青少年文化,以及父权社会的解体。

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里,常常讲得似乎人都在辛苦对抗着国家和市场。但事实却刚好完完全全相反。国家和市场简直可说是个人的衣食父母,个人能够生存都得感谢它们才是。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工作、保险和退休金。如果想学专业,可以去上公立学校。如果想做生意,可以向银行贷款。如果想盖房子,可以找建设公司来盖,找银行办房贷,而且有些时候还能得到政府补贴或保险。如果碰上暴力事件,可以找警察保护。如果生病得休养几天,可以有医疗保险照顾。如果病得严重,得休息几个月,就换成社会福利制度来帮忙。如果需要全天有人协助,我们可以到市场上请专职看护;虽然这些人与我们素不相识,却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在连子女都很难提供的全心照料。只要先存点钱,我们就能到养老院安度最后这段黄金岁月。国税局把我们每个人都看作个人,不会要求我们付邻居的税。法院也把我们每个人看作个人,不会要我们为亲戚犯的错负责。

暴力发生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制定。纵观历史,大多数的暴力事件是出于家庭之间或社群之间的仇恨。(就算在今天,上述数据也能看出地方犯罪远比国际战争更为致命。)

过去的财富多半就是田地、牛、奴隶和黄金,无论要抢劫或占领都十分方便。但到了今天,财富的形式变成了人力资本、科技知识,以及像是银行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想要抢夺或是占领都相当困难。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史上第一次由爱好和平的精英分子来领导,这些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确实相信战争是一种邪恶,而且也相信战争能够避免。

像是人类在农业革命学会了农耕畜牧,提升了人类整体形塑环境的力量,但对许多个人而言,生活反而变得更为艰苦。农民的工作比起狩猎采集者更为繁重,而且取得的食物种类变少、营养较不均衡,染上疾病与受到剥削的可能性都大增。

目前有一项耐人寻味的结论: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对于在经济阶层底层的人来说,确实是钱越多就越快乐。

那些无力负担这些医学奇迹的人(也就是绝大多数人),一定会愤怒到无以复加。纵观历史,穷人和受压迫者之所以还能自我安慰,就是因为死亡是唯一完全公平的事。不论再富有、权力再大,人也难逃一死。光是想到自己得死,但有钱人居然能长生不老,就会让穷人怒火中烧、不可遏抑。

所以也不难想象,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我们会短暂感受到快感,但不会永远持续。迟早快感会消退,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痛苦。

先前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平均而言,已婚的人比单身的人更快乐),生物学对此要怎么解释?首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只证明了相关性,但是真正的因果方向有可能和研究人员的假设正好相反。

举例来说,百忧解(Prozac)之所以让人不再沮丧,靠的就不是对任何体制的改革,而只是提高血清素的浓度。

DNA就像撒旦,用一些稍纵即逝的快乐作为引诱,令人为之臣服。

两千五百多年来,佛教有系统地研究了快乐的本质和成因;正因如此,最近有越来越多科学团体开始研究佛教哲学和冥想。佛教认为,快乐既不是主观感受到愉悦,也不是主观觉得生命有意义,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

属于某个物种的微生物,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物种中取得基因码、加入自己的细胞中,从而取得新的能力,例如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然而,至少就我们所知,微生物并没有意识,它们没有生活目标,也不会未雨绸缪、为将来做准备。

智人等于是对鸡施予了特定的选择压力,让又肥又慢的鸡特别能够繁衍下来;就像是蜜蜂采蜜授粉的时候也是对植物施予了选择压力,让花朵色彩鲜艳的品种更能生生不息。

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